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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指明了规范命题的来源后，论证者就无需再对其内容正确性进行论证，因为指明来源本身就意味着让论证参与者搁置自身判断，而去服从来源的判断。

行为人的违法履职最直接的侵害对象就是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规定》第10条有关具体追责情形中规定，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要被追究执法责任。

但是，如果裁量基准已经向社会公开，广大行政相对人对此已经产生信赖利益时，严重违反裁量基准亦有可能构成违法，尤其是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此时，行为人能够认识危害后果或者不良影响的发生具有较大可能性，或者刻意忽略这种可能性行为人的违法履职最直接的侵害对象就是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从《规定》的立法原意上看，不当行为一般不属于违法，即采用狭义的违法内涵。一般来说，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的依据应当是法律、法规、规章，它们都是有权机关按照立法程序制发的成文法规范。

二是，要判断危害后果是否由制造风险的行为所导致。行为与后果具有因果关系 在判断因果关系时，要注意区分归因与归责。[xiv]如，1979年至1984年间实施的《森林法（试行）》曾将遵守劳动纪律列为奖励对象。

相反，现行宪法上的诸多愿景都是对私人关系的塑造。前提的分享使得《宪法》第53条与第42条第3款之间产生了联系：其一，由于遵守劳动纪律体现了超越个人狭隘利益的先进觉悟，所以守纪为劳动增添了光荣，使得劳动成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第42条第3款第1句）。（三）权利与义务关系之辨 对于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再一个可能质疑是：公民基本义务可能过度扩张，威胁乃至侵夺基本权利。国家与劳动者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不仅是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论证依据，而且是《宪法》关于劳动态度的要求的逻辑前提。

敬即尊重，敬业包含着尊重工作中的规则的意思，而劳动纪律是重要的规则形式。该法第36条规定：有下列先进事迹之一的个人，按照贡献大小，由国家或者各级革命委员会，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三）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完成林业生产任务成绩优异的。

道德问题往往引发重大社会争论，而法律不宜介入，否则容易损害法律的权威性。事实上，所谓模糊与清晰是相对的概念，而模糊性也不仅存在于道德规范。劳动竞赛不仅是劳动者之间生产率的比拼，而且是觉悟的较量：只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劳动既是为了个人、更是为了国家的全新性质，才能够调动起巨大的劳动热情，激发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觉地在劳动竞赛中争先求胜，成为劳动英雄和楷模。[xliv]参见前注(8)，彭真文。

首先，道德的内容虽然模糊，但是可以通过宪法和法律作出至少部分的澄清。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现行宪法出台时，奖惩工作的主要依据是1957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在近年来个别地方攀比制裁拒服兵役者的做法中，这种威胁不无端倪。

[xxviii]在现行宪法制定者看来，只要能够实现遵守劳动纪律的政治目的，使得劳动者意识到自己的劳动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生计，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激发出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既然提高觉悟的需求下降了，教育的必要性也就有所消退：国家的大规模劳动纪律教育在企业整顿工作于1988年结束之后即告一段落。

四是不再提被开除职工的留厂劳动[xxxvi]，改为就地或异地落户安置（第22条）。究其根源，现行宪法并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规范，而是旨在完成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

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劳动纪律……就是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的东西[xi]。觉悟提高了的劳动者能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基础，调动起高度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劳动者的个人生活，从而服务于政治、经济和民生的一系列宪法目标。[xxxiii]参见前注(6)，王锴书，第229页。道德不但约束行为，而且约束思想，而法律只是行为规范。关键词:  劳动纪律 基本义务 宪法变迁 宪法解释 引言 在我国，劳动纪律一般是指国家和用人单位为了保障劳动秩序等目的而制定的规章制度。劳动者既然享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就有责任通过遵守劳动纪律的方式来维护当家作主的地位，否则权利必定不可持久，这是权利义务不可分割的法理，也为制宪者所认同。

制宪时的设想是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初心，但是宪法解释作业不能停留在1982年的原点不动，更不能把中国宪法上的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等同于斯大林宪法上的类似规定，以1936年的苏联经验来解读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否则就会脱离宪法变迁的客观实际。[ii]除了企业以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虽然在语义上也属于劳动纪律，但是在实践中被视作不同于劳动管理事务的专门领域，通常称为奖惩工作。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等用人单位脱离对于国家的依附，成长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最后，执行劳动纪律要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惩罚只起辅助作用，要防止为了惩罚而惩罚的所谓惩办主义[xxi]。

为此，现行宪法删去了七八宪法的相关规定。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演进过程表明,公民基本义务并不因为带有道德内容或介入私人关系而不宜入宪,针对其过度膨胀的风险也有应对之道。

新的做法是承认并正视利益差异，将企业和劳动者都视作独立于国家的利益主体，把企业和劳动者的自身利益与其表现挂钩，用物质得失去激励企业改善经营、劳动者努力工作。其三，由于遵守劳动纪律是光荣和先进的表现，所以应当在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第42条第3款第3句）时纳入考量。与前一质疑相关的是，有学者把道德区分为公德和私德，认为宪法至多可以与公德相结合，而私德必须留给社会自治。1. 以惩罚为中心的执行手段 惩罚手段的强化在现行宪法出台前数月即已开始，主要表现在处分类型的增加，特别是最严厉的处分——企业单方终结劳动关系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展。

其二，在国家看来，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企业内的工会组织，本身均存在思想认识的不足，由其制定和执行劳动纪律是不够可靠的。劳动者要根据谁的指示，如何行动，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不回答这个问题，劳动者就会无所适从，义务的履行就无从谈起。

提高觉悟预设了国家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这意味着违纪所反映的自由与纪律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是非问题。具体的做法是：对于受到处分的劳动者，不能一罚了之，而是要通过教育使其获得转变。

变迁的主要标志是1995年生效的《劳动法》。2006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还规定，如果规章制度的内容与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的约定不一致，劳动者有权要求适用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第16条），从而阻止了用人单位通过单方制定规章制度来架空约定。

[l]近年来，学者越来越多地指出，这种统一性并不等于权利与义务是对称的。例如，宪法一方面建立市场经济，为市场的自主调节和市场主体的私人自治创设了空间。在关于五四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刘少奇重申了这种一致性是公民义务的基础，指出：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人民就自然要把对国家的义务看做自己应尽的天职。最后，宪法和法律并非一律不宜介入道德争议。

按照《宪法》第14条第3款和第42条第2款的规定，在生产获得发展的基础上，劳动者的生活理应获得改善，而不合理的劳动纪律却成了落实宪法愿景的绊脚石，这与制宪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区分新旧社会的劳动纪律。

（二）公法与私法关系之辨 对于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另一个可能质疑是：公民基本义务所涉及的劳动纪律等问题，规范对象往往是劳资关系之类私人关系，属于私法的调整范畴，作为公法的宪法不宜介入。总之，遵守劳动纪律意味着劳动者要接受国家教育以促进觉悟的提高，而觉悟的提高能够巩固人民民主，进而激发生产潜力，最终有利于民生。

为了管控分歧，实现宪法上兼顾三方利益的愿景，国家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以《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为标志，[xxxvii]矫正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力量失衡，为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履行设定条件，限制企业制定和执行劳动纪律的权利。[xxxix]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39号）。